法家思想的精华是什么意思（法家韩非子思想的精髓分别代表了什么？）

法、术、势是法家思想的精髓，法就是法律法规吗？术就是技术技巧吗？势就是形势趋势吗？当然都不是，很多人认为法家思想的法术只是一些奇谋巧计，阴险手段，但这些仅仅是术的层面，并不是法家思想真正的道。前面我们介绍了，法家思想是治国思想，并非一种阴险手段。法家思想的目标就是富国强兵，而其理念就体现在这三个字上。

法家思想家就是发展一个国家的真正实力，韩非子说“力多，则人朝；力寡，则朝于人；故明君务力。” 力量强大，别人就会来朝拜；力量弱小，就要向别人朝拜；所以英明的君主致力于壮大自己的力量。法家思想奉行依法治国，为了达到依法治国的目的，把权力集中于君王的手上，君是法的代表，但是并不意味君可以凌驾于法之上。韩非第一次明确提出了“法不阿贵”的思想，主张“刑过不避大臣，赏善不遗匹夫”。这是对中国法治思想的重大贡献，对于清除贵族特权、维护法律尊严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，韩非子主张在法律面前、人人平等。

总之，法家思想的目标就是富国强兵，而其理念就体现在这三个字上：法术势。韩非子认为，只有将“法术势”结合起来，才能实现真正的“无为而治”，而这里的“无为而治”其实是君主的“无为而治”，在上无为，在下才能有为，国家才能真正繁荣富强。

而君主可以无为而治的关键是把“法、术、势”的结合起来，这样君主才能真正做到无为而治。从这个角度去理解“法术势”其实是君主实现无为而治的工具和方法。所以，你可以在《韩非子》中看到很多，韩非子要求君主不要过度显露自身，不要亲自下场做事，凡事亲力亲为并不是明智之举，这并不是说君主可以高于法，而恰恰是在于韩非子认为，只有君王严格遵循“法术势”的治国理念，才能让国家社会运行秩序井然，实现富国强兵。

首先，“法”指的是以法治国，这是治国的根本方针，指的是一种治国的基本精神，前面一开始我们就介绍了，法家思想的“法”基本的原则和主张，而不是具体的法律条款的意思，这样去理解法就把法说小了。在具体的策略上，法家思想主张用“法”这种抽象的规则和制度去驾驭社会各个方面，并形成合力，以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，李悝最早推行法治，提出：富国强兵，尽地力之教，后来商鞅继承和贯彻了法治精神，奠定了秦国强盛的基础。

法和术的关系上，术，是调和人主和臣僚之间关系的原则和方法，是政治领导学。法，则是官僚治民的手段。这样，国君治官，官员治民，各有一套理论体系。

“法”着眼的是制止人们做坏事，与恶的人性是对立的，所以必须依靠赏罚开辟道路。赏罚的基本原则是从重，以刑罚为主，以奖赏为辅。我们都说“赏罚分明”，其实在法家中，更注重的是前者。

其次，“势”指的是包括赏罚权在内的权位和威力，也可以简单理解为权力，它是实行依法治国的政治基础和保证。韩非子说，弓弩的力量不大，但是能把箭射得很高，是因为借助了风力的缘故。臣民服从于君主，是因为君主的权威，韩非子说，君主掌握了权力而拥有威势，所以能够令行禁止。权位，是决定生杀的职责；威势，是制服众人的资本。

书中举了一个孔子的例子，我们都是知道，孔子是天下的圣人，他修养德行，宣扬儒家的道理去周游列国，然而，天下喜爱他的仁、赞美他的义并为之奔走效劳的门徒，仅仅七十个。这是因为看重仁爱的人很少，实行道义对人来说很艰难。因此，以天下之大，为他奔走效劳的门徒不过七十人，而真正能够做到仁义的，也就孔子一个人。

鲁国的国君鲁哀公，无论是品德还是才能在君主中都属于下等。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坐在朝廷中发号施令，鲁国的民众没有敢不听从的。民众天性就害怕势，势也确实容易使人服从，所以孔子反倒做了人臣，而鲁哀公却做了人主。孔子绝非崇拜鲁哀公的仁义，而是屈服于他的势。就仁义而言，孔子绝不会服从鲁哀公，但凭借着势，鲁哀公就可以使孔子俯首称臣。

最后，“术”是指谋利和计谋，基本功能是把权力用活。韩非子说“术者，因任而授官，循名而责实，操杀生之柄，课群臣之能者也。此人主之所执也 ”。意思是说：术这种东西，就是根据承担事情的能力授予官职，按照职务名义要求官吏做出相应业绩，操纵生杀大权，考核群臣的实际能力。这些是君主所执掌的。而“术”的对象是谁呢？当然是臣子，韩非子说“术者，藏之于胸中，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。”，意思是说，术是藏在君主心里，用来比较验证各种事情而暗中驾驭群臣的。

韩非的这两句话中可以看出，术的主体是君主，由君主掌握和运用；术的对象是臣子，是君主用来专门对付臣下的；术的目的是驾驭臣子，通过考核和赏罚来用好人才；术的性质是私密性，它藏于君主心中，暗中进行。关于术，管仲也谈过一些。他使用过两个词：“心术”和“计数”。心术指的是态度，有内心活动的意思；计数指的是程度，有算计的意思。二者合起来，就是心的算计。所以，可以简要地把法家的术理解为君主驾驭臣子的策略和方法。

术与法相比，具有两个突出特点。一是专一性。法的对象是全体国民，百姓、官吏、君主都包括在内，无一例外；而术的对象只是官吏，君主不直接与百姓打交道，术用不到他们身上。二是隐秘性。法是公开的，而术是隐蔽的。法家的“术”的背后，其实也是一种“治横”，是君王和臣子之间的一种博弈之术。

韩非讲过这样一件事：一个叫公叔的人担任韩国的丞相，他觉得自己的相位不稳，因为国君韩宣惠王同时还很信任一个叫公仲的人。公叔与齐国的关系非常好，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，他促成韩国与齐国结盟，一起去讨伐魏国，然后借机把齐军引入韩国的都城，逼得韩宣惠王只好更加重用公叔。公叔想独掌大权，而韩宣惠王最怕臣子势力过大威胁君位，采取分而治之，使公叔与公仲互相牵制。公叔不甘心，便勾结外国，逼韩宣惠王就范，这是典型的不忠。他得逞了，维护了自己的既得利益，然而却是以伤害君主的利益为前提的。这样的例子在历朝历代中很多，其实都是讲的君臣之间的博弈，而其中所运用的就是“术”。

法和术不能单独成立，韩非子总结了过去法家思想的经验教训，商鞅是“法治”，而申不害的是“术治”，但是他们都有弊端，韩非子举例说，秦昭襄王不用术，就会被大臣蒙蔽；昭襄王派兵攻城略地，获得了战利品，可是被大臣们中饱私囊，后来，昭襄王懂得利弊，大胆启用范雎，将其他大臣罢免，秦国才慢慢强大起来。如果天下无法，或者张冠李戴，有能力的官员得不到任用，资源被错配，那么天下就会乱套。法是统一的规则，它的对象是所有人的，而术是隐蔽的规则，它的对象是群臣。

在具体的术的策略上，韩非子提出了很多具体的主张，比如举贤用人术、治奸术、听言术、无为术，刑名术等等，刑名术也是刑德术，刑就是杀戮和惩罚，德就是表扬和赏赐，只要运用得到，群臣就不敢徇私枉法。听言术，就是广泛听取各种言论，不能被一家之言蒙蔽，韩非子还举了著名的“三人成虎”的故事加以证明。韩非子建议听言时要不露声色，不显露喜好，群臣议论也不要先开口，因为一旦进言者能察言观色，知道了君主的心理，就很容易投其所好，那么信息就失真了。君主集中各种言论之后，要以虚静无为的态度，排除自身偏见，才能还原事情的真相。在具体维护权威上，韩非子也给了很多建议，比如君主喜欢一个人要直接给予好处，憎恨一个人，要直接给以害处，而不要等身边人的给他们好处或者害处，否则君主就会失去权威，权势就会旁落到身边人的手里。

其实，我们可以看出，不管是“法、术、势”，都是针对的人性中的恶，这种恶不仅仅是自私自利的恶，还有见利忘义的恶，这些都是人性中潜藏的恶的一面。韩非子在《韩非子·八经》中说“凡治天下，必因人性。”凡是治理天下，必定以人性为根据，就是这个道理，抑制人性的恶是法家思想的根本。因为法家认为，人性被看成自私自利的恶，道德教化被认为根本无力解决最终问题，所以法家主张法治，以强制手段，以恶制恶。

法家思想基础了法家思想家们的富国强兵的目的，并采用赏罚手段，实现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，但是这两点重新分配是按照规则和制度，而不是靠仁爱和德行。韩非子说，今天很多人说，要把土地赐给贫穷的人，以便使这些没有资产和财富的人充实富足起来。但韩非子反对这种“劫富济贫”的做法，他说，人们在条件相似的情况下，有的人富有不是因为勤劳，而是因为节俭。那些没有遭到荒年、久病、灾祸、刑罚的残害而偏偏贫穷的人，不是因为奢侈就是因为懒惰。奢侈而懒惰的人贫穷，勤劳而节俭的人富裕。现在君主向富人征收财物来施舍给贫穷的人家，这是在掠夺勤劳节俭的人而赏赐奢侈懒惰的人，这样的话，想求得民众勤快耕作和省吃俭用，是不可能的。可以看出韩非子的思想其实并不提倡福利国家。